杜瑩從小就是個學霸，在中國吉林大學，分別取得生物醫藥專業學士、分子生物學碩士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 20 歲出頭的杜瑩又繼續奔赴美國攻讀博士。

 

杜瑩出國讀書時，父親送給她兩個小牌匾，分別寫著「梅花香自苦寒來」和「高風亮節」。此後，杜瑩一直帶在身邊，她說：「這是我做人做事的準則」。

大家都稱杜瑩為「杜大姐」那是因為她骨子裡那股總愛帶頭的勁。小學時是學校大隊長，出國讀博士時，為了能夠儘早畢業，杜瑩主動向導師申請成立一個學習小組，並點名要了三個性格特點各不相同的同學加入小組，杜瑩帶頭分配任務，這樣一來本來七到八年才能畢業的博士，杜瑩用了四年半的時間便結束了學業。1994 年，杜瑩在辛辛那提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後，進入醫藥巨頭輝瑞公司工作，主管全球代謝類疾病產品相關的兼併收購及轉讓項目。

在事業上升期時杜瑩接到了大亨李嘉誠控股公司和記黃埔的電話，請她掌舵一家新的醫療公司和黃醫藥(HMPL)。對方的一句話：「你在美國已經取得了那麼大的成就，為什麼不回國來做些事呢?」讓杜瑩開始考慮回國，但畢竟在美國生活順風順水，最後對方表示：「他們找不到其他合適人選」這才讓骨子裡有著大姐風範的杜瑩決定扛起責任回鄉打拼，而前前後後這花了她6個月的時間才下定決心。

 

2001年，當杜瑩帶著創建一家製藥公司的使命回到中國，那時，在中國沒有多少人有杜瑩這樣的背景經歷。根據《經濟學人》2002年的一份報告，中國那時僅有2萬人從事生命科學研究，而美國同期的數字是19.1萬。

杜瑩訪遍中國各地後發現，相較於投資研發，中國境內醫藥產業對於做廉價，高利潤的仿製藥更感興趣。這讓身為科學家的杜瑩相當失望，然而這也堅定了她要做一家專注於創新藥物研發企業的決心，「最大的挑戰是創新文化方面的不同，美國非常講究原創和多樣化，但是中國同質化競爭的跡象非常明顯。」

在她的牽頭下，2000年成立的和黃醫藥（Hutchison Whampoa）開始與Eli Lilly and Company、AstraZeneca等跨國藥企合作，逐漸形成了自主研發的能力，在公司成立六年後，2006年和黃醫藥在倫敦證交所成功上市，2017年在NASDAQ上市。十年裡公司成為了中國專注於生物醫藥領域創新藥物研發的領導企業之一，創造了很多「第一」，比如第一個把自主研發藥物推向國際臨床三期試驗;第一家與多家跨國公司達成合作協議的中國初創企業等。

當被問及回國創建公司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杜瑩認為是孤獨感。她說：「當你談到創新的時候，人們很難明白你到底想要幹什麼。」她強調，讓她一路堅持下來的是那份從不動搖的樂觀。

 

之後，杜瑩選擇離開和黃醫藥，加入紅杉資本，負責其在華醫療投資業務，她當時心裡想的是有更好的機會去支持和培養下一代中國生命科學的企業。在她就職期間促成多項對中國最重要的醫療公司的投資，其中包括BetaPharma、百濟神州、JHL生物技術以及天使醫療等。

 

2013年，杜瑩選擇離開紅杉創立再鼎醫藥，3 年後再鼎於美國掛牌上市。再鼎醫藥的重心為授權引入——從國外的生物技術公司引入具有發展前景的創新候選藥物，在中國進行合作開發和商業化。這種商業模式加速了再鼎醫藥的發展。然而，這種模式離不開發現高價值候選藥物的獨到眼光和強大的執行力。

根據瑞士聯合銀行的一份報告，中國新發癌症病例數量佔全球的四分之一，糖尿病患者數量已經超過1億。但是，在中國，生物藥市場份額僅為12%，遠低於25%的全球平均值。

因此，雖然上述商業模式讓公司發展迅速，不過，研發本土創新藥物，依然是杜瑩的長期目標，除了是因為有市場，也基於心中對中國藥物創新的責任感驅使。

 

杜瑩的丈夫張亞飛，也是生物醫藥行業的知名人物。他目前負責一家德國的生物醫藥企業Qiagen的轉化醫學項目。張亞飛認為妻子既是一個成功的創業家，又是一個稱職的母親和妻子。「杜瑩是一個情商很高的人，善於維護人際關係。而且她很清楚自己的目標，非常專注，不會為其它小事分心。」

杜瑩認為，成功的創業家所需要具備的品質包括具遠見，影響力和洞察力以及學習的敏銳度。對於女性創業者，她認為女人更加具有關懷精神，也能更加務實地在複雜的環境中去推動與合作夥伴的關係，管理公司就像對待孩子一樣細心培育。

 

提及成功之道，杜瑩認為生命科學需要時間去專研學問，當然有時也需要一點點直覺。

 

資訊參考來源：  動脈網、壹讀、再鼎醫藥